12月3日下午，上海奉賢法院舉辦《2020-2021年上半年涉東方美谷商事案件審判白皮書》新聞發布會。

據白皮書，伴隨著流媒體技術的成熟，眾多企業除了在電商平臺上線產品外，亦紛紛

直播銷售當天出現大量退貨

2020年11月，奉賢東方美谷的某商務公司（甲方）同某文化傳媒公司（乙方）簽訂了《直播服務合作協議》，約定文化傳媒公司負責安排主播在抖音直播平臺為商務公司的商品進行直播服務，推廣費250,000元。

協議約定，250,000元推廣費對應的保底銷售額為2,500,000元，若當場直播乙方推廣產生的除去退換貨后的實際銷售額未達到本條約定的保底銷售金額，乙方應按比例向甲方退還乙方已收取的推廣費。

此外，協議還約定，乙方及乙方主播不得存在刷單、下單后惡意退貨或其他虛增甲方店鋪銷售額的行為，否則應向甲方支付相當于退貨訂單所涉金額的30%的違約金。

然而，事后，商務公司認為文化傳媒公司存在刷單、下單后惡意退貨等虛增銷售額行為，故起訴至法院，要求文化傳媒公司退還多支付的推廣費。

原告商務公司訴稱，原告于2020年11月16日與被告簽訂了《直播服務合作協議》，約定被告安排抖音主播小李（化名）于2020年11月16日在抖音直播平臺直播銷售原告旗下產品。協議還約定被告應在該場直播完成2,500,000元的保底銷售額，且原告已按約支付了推廣費。

后因被告未完成保底銷售額，且原告發現被告直播當日存在惡意刷單行為，直播時間結束后的當天至次日即發生數千筆異常訂單，退貨及退款率達85%，致使原告簽訂合同的目的無法實現，被告的行為顯屬違約。

經與被告確認屬實后，雙方又簽訂了補充協議，約定被告最晚應于2020年12月31日完成補播，但被告未采取任何補播的行為，也拒絕退還推廣費。經多次協商未果后，原告提起訴訟。

被告文化傳媒公司辯稱，雖然雙方簽訂了《直播服務合作協議》，原告也向被告支付了250,000元推廣費，但雙方為居間合同關系，在整個交易流程中被告為原告與主播小李促成直播銷售合意，并從中獲取居間服務費，被告并非本案承擔責任的主體。被告還認為其無需退還推廣費，同時認為造成退貨的原因可能是原告提供的產品質量不符合標準。

法院：被告存在刷單行為

法院認為，被告存在刷單、下單后惡意退貨等虛增銷售額的行為。

首先，根據原告提交的抖音店鋪的后臺數據來看，在短短的近5個小時的直播期間內，退款率高達85.25%，人均退單2.02單，數據明顯異常。

其次，原告工作人員在直播臨近結束時及結束后次日均向被告工作人員提出被告主播存在刷單行為，被告工作人員從未進行過否認，而是在補播無望的情況下同意退款220,000余元。

再次，被告抗辯稱高退款率系因為原告貨物存在質量問題和消費者沖動消費等原因，對此法院認為，在直播期間消費者尚未收到貨物，甚至貨物都未發出，不可能知曉貨物存在質量問題，而在直播期間消費者沖動消費，下單后反悔又退單的現象確實存在，但畢竟是少數情形，不可能出現超過85%的退款率。

但，經過法院審查，抖音后臺數據統計銷售額不是按照秒殺價計算，而是按照商品原價計算，故即便存在銷售量失實，按照系統設定的原價計算銷售額，僅能支持原告30%的退費請求。

法官：花式刷單隱蔽性較強

近年來，直播經濟、網紅經濟盛行，企業入駐直播平臺簽訂的一系列協議，通常是由直播平臺提供的格式合同，包含了大量“不時修訂的交易規則及政策”，當發生直播平臺無證經營、直播內容虛構、直播素材侵權、直播數據失真等情形時，企業因接受并確認了上述格式協議，在發生產品損失時常常陷入無權主張的窘境。

上海奉賢法院商事庭法官姚依哲認為，從糾紛發生到訴訟形成的過程中，很多直播數據可能已經消失，這也是涉直播類糾紛案件審理的一大難點。

“這種數據是誰來保管，現在也沒有明確的規定。”法官介紹，各方提供的數據，有不同的平臺機構、直播間、運行商的數據，還有一些代理機構中介機構的數據，都可能會出現數據沖突和打架的情況，給司法審理帶來了比較大的困難。

而這些銷售量數據，也會影響到商家最后的分成比例和提取傭金的比例，比如如果構成實質刷單行為，從銷售量上是應該予以適當的扣除的。

而現在花式刷單行為，隱蔽性也較強，由刷單引起的退貨與因為消費者沖動或者是因為產品質量引發的退貨糾紛，就比較難以區分。

“因此，商家和直播的這種營銷平臺機構之間，在最開始的服務合同約定的時候，最好能對最終引用的是哪里的數據有提前的約定，避免后續發生爭議的時候，各方各執一詞。”

來源：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