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文 | Alter

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人提出這樣一個問題： 5G的殺手級應用是什么？

之所以對“殺手級”應用這般執著，離不開4G時代產生的行業共識，即4G的高速普及主要是社交、視頻等“殺手級”應用的拉動，催生了移動互聯網的浪潮，并為普通用戶的日常生活留下了深深的時代烙印。

5G似乎陷入了一個尷尬的境地，大帶寬、低時延、高可靠性的特點頻頻被宣傳，可在大多數用戶的印象中，5G帶來的體驗和4G并無太大區別，特別是在續航和流量的制約下，不少人主動關掉了5G功能。

以至于許多人篤信，只有“殺手級”應用出現，5G才會出現批量化應用的繁榮景象，否則就只是空中樓閣。5G是否存在殺手級應用，抑或者說殺手級應用的可能方向是什么，也就成了無法回避的話題。

華為CFO孟晚舟在回答營收為何下降的問題時，將一個重要原因歸結為：“中國的5G建設已經在2020年基本完成，所以在中國的5G部署上已經沒有那么多的客戶需求了。”這樣的回答顯然超出了很多人的預料。

把時間撥回到2019年6月6日，工信部正式為三大運營商和中國廣電頒發了5G商用牌照，為國內的5G建設鳴響了指令槍。正是從2019年開始，三大運營商紛紛開啟了5G網絡建設的加速跑。

根據中國移動的公開數據，2019年建設的5G基站約為5萬個，2020年和2021年5G相關資本開支分別為1025億元和1140億元，計劃2022年的相關投入為1100億元。以2022年底為時間點進行統計，中國移動累計開通的5G基站將達到110萬個，其中和中國廣電聯合建設的700MHz基站約為48萬個。

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采取了共建5G基站的策略，其中中國聯通在2019年的5G資本開支約為79億元，當年和中國電信聯合開通了5萬個5G基站，2020年的5G資本開支為340億元，到了2021年這個數字已經下滑到317億元。盡管中國聯通尚未公開2022年的資本開支，卻不難從中國電信的投資節奏中窺知一二。

中國電信2020年和2021年的5G投資分別為392億元和397億元，2022年的5G計劃投資為340億元，同比下降10.5%。同樣以2022年底為時間節點，彼時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的在用5G基站將超過99萬個。

按照通信行業的常規做法，一代網絡的運營周期普遍在5年左右，其中前兩年為建設期，主要進行基站的覆蓋；接下來是為期兩年的成長期，基站有序覆蓋同時應用全面爆發；最后是收益期，網絡投入減少、邊際成本下降、財務指標改善。

對應的案例就是4G網絡的部署，2014年到2016年的三年時間里，國內三大運營商保持了每年80萬個以上的基站部署，2017年和2018年的部署數量逐步下滑。有趣的是，在短視頻全面爆發的2019年，三大運營商當年部署的4G基站猛增到172萬個，其中有3G退網的因素，也離不開“殺手級”應用的刺激，但在5G基站的建設中，三大運營商都有“提前收官”的跡象。

除了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5G相關支出肉眼可見的下滑，中國移動董事長楊杰也曾公開表示：“2022年是5G投資高峰期的最后一年，明年5G投資不再增長，未來三年里比重會降到20%以內。”

做個簡單計算的話，三大運營商連同中國廣電，2022年底時在5G網絡方面的投入已經超過5000億元，在數字上逐漸接近4G網絡的投入規模，擁有全球最大規模的5G網絡和全球最多的用戶群體。這大抵也是外界屢屢呼喚5G的殺手級應用的直接誘因，運營商們投下了石子，終歸要看到水花。

5G網絡就像是運營商打造的一條“高速公路”，倘若路上沒有足夠的“車”，那么運營商就很難收回前期的投資成本。孟晚舟關于5G部署需求下降的說法，某種程度上折射了中國5G網絡應用的現狀。

根據三大運營商的公開數據，2022年底時國內的5G套餐用戶數約為7.92億，整體滲透率已經超過40%。同時中國移動最新的財報數據顯示，目前5G套餐用戶的ARPU值為82.8元，較4G套餐提升了7.5%。要知道在2019年5G商用前夕，中國移動的ARPU值還只有49.1元，短短三年時間里增長了68.6%。隱藏在增長數字背后的，卻是很多用戶對5G套餐的“不感冒”。

比如在黑貓投訴上搜索“5G套餐”，有超過22700條相關信息，用戶投訴的問題包括誘導升級5G套餐、無法降回4G套餐、拒絕5G套餐后4G信號變差等等。羅永浩甚至在微博公開吐槽稱，手機可能在用戶不知道的情況下被運營商設置丑陋的視頻彩鈴，除了每月悄悄扣錢，還會折磨給你打電話的人。

再比如在5G覆蓋范圍有限的局面下，不少用戶在社交媒體上吐槽想要體驗5G需要站到特定位置，而且伴有卡頓、延遲、跳網等情況。早期不夠充分的市場教育，直接影響了很多人對5G網絡的認知，即使三大運營商已經在5G基站上投資超過5000億元，用戶對5G信號欠佳的認知仍未徹底改變。

可以給出的解釋是，瑞信曾在2020年對全球的5G進展給出預測，2024年的5G用戶將增至23億，有望帶來3830億美元的營收，需要9580億美元資本支出，且由于缺乏“殺手級應用”，預期收入增速僅為每年1.3%。

站在運營商的立場上，目前5G網絡尚未醞釀出新的營收場景，為了收回數千億的資本支出，必須要通過大額流量包的方式提升ARPU值，哪怕有越來越多用戶表露出了不滿的聲音。倘若繼續缺少殺手級應用來拉動5G消費，收緊在5G基礎設施上的投資不失為一種正確選擇。

尋找“殺手級”應用，不單單是中國三大運營商的挑戰，也是全球所有運營商想要找到的答案。譬如曾經被國內媒體推崇的LG U＋，憑借自制VR內容、VR頭顯補貼等方式，促使韓國40%的5G用戶使用VR/AR服務，“吃”掉了35%的5G流量，而且這些5G用戶的ARPU值比4G高出了37%。

需要注意的是，中國5G網絡的全球占比超過60%，而VR硬件的年銷量還不足500萬臺，LG U＋這樣小而美的案例，在中國市場可能并不適用。國內的三大運營商似乎也意識到了這一現實，在VR內容生態相對貧瘠、元宇宙都無法帶紅VR頭顯的局面下，并未像4G初期那樣高舉補貼大旗。

不過，國內的運營商也沒有選擇靜待殺手級應用，而是整齊劃一地將目光盯向了產業賽道，試圖從中開拓5G的新應用場景。

2020年前后，三大運營商的管理層在談論5G話題時，焦點還集中在VR/AR游戲、4K/8K視頻等場景。時間來到2022年，運營商和5G有關的話術已經習慣于和產業掛鉤，意味著5G主戰場的轉移。

一個風向是工信部等十部門在2021年7月印發的《5G應用“揚帆”行動計劃（2021~2023年）》，把5G融合應用提高到了戰略規劃的高度，涉及8大專項行動和4大重點工程，其中一個重要信息是培育既懂5G又懂行業的應用解決方案供應商。

另一個風向是三大運營商對“東數西算”的回應。中國移動2022年的算力網絡投資將達到480億元，涵蓋移動云、業務網、數據中心等業務；中國電信2022年計劃在算力方面投資140億元；中國聯動表態將打造“聯接 感知 計算 智能”的算網一體化服務……目的正是協同云計算、邊緣計算、大數據等技術，讓5G在垂直行業提供各類創新應用。

與之相對應的，5G網絡的產業應用案例被越來越多人關注。工信部的數據顯示，2021年時已經有138個鋼鐵企業、194個電力企業、175個礦山、89個港口實現5G應用商用落地，國內超過700家三甲醫院開展了5G 急診急救、遠程診斷、健康管理等應用，正在多個行業打造點狀分布的“樣板房”。

5G的殺手級應用是否會出現在產業賽道？答案可能并不樂觀。有別于To C的連鎖反應，5G的To B應用存在兩個不可小覷的挑戰。

一方面，5G的場景化落地涉及到網絡安全和穩定性，常常需要采用專有頻率進行5G網絡建設。而國內運營商的5G基站遵循的是城市到郊區再到鄉村的邏輯，在場景落地中再次面臨著前期的網絡投入。

另一方面，運營商面向普通消費者是典型的平臺經濟，可在產業賽道需要針對不同行業、不同企業甚至是不同的業務場景進行因地制宜的部署，屬于項目制服務的范疇，無疑制約了行業應用的落地節奏。

何況5G最大的難題在于投入產出比，即便一些企業有接入5G專網的意愿，卻也存在設備淘汰更新、網絡穩定可靠等顧慮。畢竟5G本身扮演的角色仍是“管道”，需要和計算、算法、數據等服務融合為企業提供有價值的服務，也就涉及到產業鏈上下游的諸多環節，絕非是一蹴而就的生意。

也就是說，5G在產業賽道的商用還處于導入期，或許應用落地的覆蓋面在不斷擴大，想要夯實落地的深度，還需要大量的時間和資金投入，想要找到所謂的“殺手級”應用，不會是一日之功。

想要加速5G應用的流行，三大運營商或許還要拿出4G初期的勇氣，一面用補貼的方式哺育市場，一面花錢建設基礎設施。所不同的是，To B是一場慢熱的生意，產業鏈上的所有玩家都要做好長線投資的打算。

對于5G殺手級應用的討論，注定還將繼續一段時間。

除了消費級市場的VR/AR、8K視頻，車聯網、城市治理、云游戲等也曾被納入爭論的范疇，但始終沒有確切的答案。也許在殺手級應用的問題上，我們又一次陷入了思維上的誤區，有別于4G時代的星火燎原，5G就是一個深水摸魚的過程，需要有足夠的勇氣、耐心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