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楊霞 編輯｜沈霄戈

“中國網紅直播第一村”——浙江義烏市江北下朱村（當地人稱北下朱），普通人很少關注它的具體位置。但有兩類人會在這里川流不息：電商主播、快遞。

淘寶粉絲超138萬的主播“安安”，曾受邀從杭州來義烏做直播。晚上七點開始，她連續手機直播了4小時。在她賣力宣傳下，60款水晶飾品全部賣斷貨，創造了90多萬元銷售額。

第二天，這些售價在60到300元飾品，就從義烏的廠家打包、迅速發往各地消費者手中，平均每個快遞包裹運費不到2元。

“在義烏，每一個商戶老板都關注快遞。”在北下朱新辦公室里，方水耀不無感慨地說。他曾在義烏申通快遞擔任一年多副總，今年4月開始創業，投身社交電商。

義烏，以全球最大小商品集散中心著稱，因此也造就了快遞的“價格洼地”。全中國乃至全球物流成本最低，吸引了更多電商、直播平臺落戶這里。

社交電商拉動快遞業務增量，快遞業越發陷入了價格戰的廝殺中。

在義烏，正在上演一場愈演愈烈的快遞公司生死戰。

北下朱只是義烏的一個縮影，每年有數以百萬計的快遞從義烏發往全國。

義烏，浙江金華下屬縣級市，面積、人口數量都不起眼，卻長期躋身于全國快遞業務量排名前三的位置。

據國家郵政局數據顯示，2018年全國各城市快遞量排名中，義烏僅次于廣州，力壓上海、深圳、杭州、北京等一線城市，排在第二位。

許多義烏商家以小商品為主，小到針線、紐扣，可能每件商品的利潤最低只有幾毛錢。如果快遞價格差1毛錢，就可能造成一年幾十萬元的利潤差。因此，價格始終是他們考慮選擇何種快遞的第一要素，其次才是網絡覆蓋范圍、服務水平、時效性等。

這意味著，價格優勢在這里被放大，成了快遞占有市場的最強競爭手段。尤其對于新興的快遞公司，如果網點密集度、成本控制比不上老牌快遞公司，攪局的唯一手段就是低價。

在義烏的市場份額，很大程度影響快遞公司在國內的市場份額，因此價格戰在義烏打得最為慘烈。

橫向比較，2018年快遞業務收入排名中，義烏低于上海、廣州、深圳、北京、杭州等城市，總收入不及上海的五分之一。

從另一組更直觀的數據來看，2019年1-4月義烏快遞業務量累計13.33億件，收入5.35億元，單件快遞平均單價約為4元。對比之下，業務量第一的廣州快遞單價10.45元；業務量第三的深圳快遞單價是13.45元。

據界面新聞記者實地了解，以電商件為主、加盟制的三通一達、百世等快遞公司在義烏價格都低得令人乍舌：如果日均發件量超過3萬票，均重在150g以內，快遞價格最低達到1.2元-1.5元；均重在500g，快遞價格最低達到2.2-2.4元。

即使平時以服務獲取較高單費的順豐，在義烏這塊“價格洼地”也難獨善其身。“別看順豐好像不攙和價格戰。但是碰到一些大客戶，還不是照樣拿出首重4-5塊的價格。” 當地某家快遞的管理層甄海透露。

縱向來看，義烏的價格戰大有越演愈烈的趨勢，官方數據佐證了這一變化。

據申萬宏源交運的研究顯示，快遞行業均價逐年下滑，2018年同城件和異地件綜合均價為8.14元，相較2013年下滑幅度高達25.8%。義烏的快遞價格則從2015年的單件均價7.44元跌到2018年的4.38元，跌幅逐年擴大，2018年跌幅接近27%。

首重價格更是跌破底線。據甄海回憶，義烏快遞企業之間早就開始在打價格戰，如今到了白熱化階段：從2015年每單首重4元多拼到2元多，現在甚至到了平均1元多，已低于成本價。

北下朱地方不大，街道和中國其他小鄉鎮沒差別，除了遍布街道的紅底招牌特別大，無一不帶著“網紅”、“直播”、“微商”字樣。在這樣火熱的氛圍下，連村里路邊賣燒餅的大爺，傍晚都會拿出手機津津有味地看直播。不算寬敞的街道上，跑的全是小貨車和快遞車。

據方水耀描述，白天在店鋪里分揀、打包的店員，待到晚上六七點，就豎著五、六部手機，直播賣貨，月入數萬元是家常便飯。做電商的有人開著保時捷去打包快遞，騎著快遞三輪車送貨的可能年收入過億元。

得益于去年電商直播興起，江北下朱村已經形成了“全民搞直播，全民發快遞”的流水線，發往全國各地的快遞業務量增速呈現幾何倍數增長。

從杭州起家的網紅直播孵化基地——紅播會，年初搬到方水耀在義烏北下朱辦公室的對面大樓里。令紅播會副總姜辛津津樂道的，除了小商品種類豐富，當地政策扶持，創業氛圍好，義烏發貨成本全國最低也是吸引其過來的重要原因。

從淘寶的9塊9全國包郵，到如今拼多多6.9元包郵，連年降低的快遞價格默默支撐著電商的繁榮。

紅播會采用商家代發貨模式，直播基地本身發貨量不算大。當地主要合作圓通快遞，在首重之內可以拿到2.2元一單發全國。

姜辛的朋友在義烏做小件日用品生意，日均發貨量7萬單左右，從圓通快遞拿到的價格是首重之內1.8元一單發全國。另一位在義烏賣頭飾布藝的商家使用申通快遞，因為貨量比較大，拿到的價格是150g以內每單1.6元發全國。

即使是同一個快遞公司，每個義烏商家拿到的價格表也不一樣。

熟悉當地快遞市場的甄海介紹，造成上述快遞價格差異的因素很多，如貨物的類型、體積、均重等。

打火機、刀具、有化學成分的化妝品等易燃易爆貨品，快遞公司可能根本不愿意接單，即使接單價格也會更高；如果是雨傘、襪子等體積較小的貨品，可以拿到更劃算的價格；類似折疊單人床這種大件，運費價格相對更貴；貨物均重150g、500g以及首重1公斤以內是幾個常見劃分區間，均重越高，發貨商家越不容易砍下價來。

即使有上述標準，快遞低價依然還有許多“潛規則”。快遞員給商家的報價，先要看關系，還要看總部的政策。

從流程上來說，地方快遞公司要提前從總部采購面單。行規是商戶要預先向快遞公司充值購買面單，即支付首重價格，續重的價格一般按照行業標準算，例如，發江浙滬是5毛左右一公斤。

有時，按照快遞總部沖擊日均幾百萬業務量短期目標的要求，義烏本地快遞公司會放出一批極低的面單購買價，過期不候。

甄海當著記者的面，給一位相熟的快遞業務員打電話詢價：“現在不超過一公斤一天一萬票，全國包郵什么價格？”對方第一時間問：“這是給誰的價格？”

“換一個人打電話，報價說法可能就不一樣。”甄海直言，“除非你貨量很多、關系很熟，不然那些業內的最低價格，普通商戶根本拿不到。”

對于老道的快遞員來說，如果能從公司拿到最低1.5元一單的價格，可能會先報2元，中間有0.5元價格浮動區間。而這一部分價差，可能成為快遞員收益或快遞公司收益，或者部分作為給客戶回扣。

所以，商家們更青睞于通過朋友推薦快遞公司，這樣拿到的價格也更靠譜一些。

不過，在義烏，快遞江湖的核心規則至始至終只有一個——只要你有貨，你就有議價權。

不同于寄件頻次不高的C端個人，快遞公司給高頻寄件的電商客戶報價優惠幅度非常大。快遞公司之間爭奪電商客戶白熱化的價格戰，往往普通消費者根本感知不到。

按照方水耀的話說，“如果你只有百八十票，快遞公司隨便你發不發；如果日均發貨量在1萬票以上，就可以拿到比較理想的價格。如果日均1-3萬票，那么各家快遞公司都會爭搶，價格相差也就是幾毛錢。”

有數據統計稱，浙江占全國快遞業務量的1/5，義烏占浙江快遞業務量的30%。快遞公司在義烏的市場份額，對于快遞公司在國內的市場份額具有重要影響。

距離北下朱約20公里的地方，方水耀過去的辦公地點——義烏申通總部大樓就在那里。

沿著這條四海大道，匯集了三通一達、順豐、郵政、百世、天天快遞等幾乎所有能叫上名的快遞公司。臨近的普洛斯物流園區、東宇物流園、紅獅物流園區，還有各種外貿、物流公司。

在義烏當地，這里又被稱之為“快遞物流小鎮”。快遞價格戰打得白熱化，如此近的地理位置讓彼此有些尷尬。

“這幾家快遞公司門對門，車來車往，太透明了。”同樣在這里辦公的甄海告訴界面新聞記者，幾家快遞公司員工相互跳槽，各家每天的票件量、總部的放價政策，最近價格底線，大家彼此心里都清楚。

沒人否認，價格戰始終是一場由上到下的戰役，尤其爆發在以電商小件為主的幾家加盟制快遞公司之間。

總部制定政策，下面加盟商層層執行。盡管是抬頭不見、低頭見的鄰居，背地里又是咬得緊的對手。

在本地快遞江湖里，還流傳著許多傳說。

幾年前，本地幾家快遞公司老板約定明天一起把快遞價格漲五毛，結果有一個快遞公司卻晚了幾天才漲，順勢借低價搶了不少大單。后來，那位老板對外推脫稱，“哎呀，都怪我手下人理解錯誤，執行不到位。”

近幾年，頭部幾家快遞公司先后上市，市場份額也成為了重要業績衡量指標，無形之中進一步加劇了價格戰。

“盡管利潤率降低，但業務量依然在增長，整體利潤還是隨之增長。” 甄海淡然地說，盡管有一些攪局的快遞公司在義烏虧損上百萬元，但大多快遞公司還是賺錢的。

對賭，也成為快遞價格戰一種特殊的“賺錢”手段。

甄海介紹，總部和當地加盟商約定某個時期內達到一定的市場占有率，總部會給予一定比例的返點或者補貼。因此，盡管加盟商主營業務實際沒有利潤甚至虧損，但在對賭利益誘惑下，依然有動力去低價搶市場。

如果對賭失敗，一切損失由加盟商自行承擔。不少加盟商承受不了風險與虧損，最終選擇退出，由總部收歸直營。在義烏，申通是目前唯一還沒有收歸總部直營的。

方水耀分析認為，在價格戰中，快遞公司總部拿到了市場份額，資本市場看到了數據，加盟商拿到了總部補貼，都沒有受損。電商商家賺錢，電商平臺也賺錢，又往快遞公司投資。因而，價格戰其實是前置成本降低，錢還是在那里，只是分配方式變了。“從博弈論的角度，快遞企業價格戰不一定是好事，也不一定是壞事，但它是一個死循環。”

有快遞公司會因為價格戰倒下嗎？這個結果許多人不敢想，也不愿意想。

義烏，只是快遞全行業價格戰的一個典型縮影。

曾經有一些做小件的、新的快遞公司要做大市場份額，都會把義烏當作重點市場來爭奪。結果陷入競爭激烈的紅海，只能一步步壓低價格，然而往往又競爭不過網點齊全、資本雄厚的老牌快遞公司。

這兩年，全峰、快捷等二、三線快遞相繼出局，行業市場集中度連連上升，段位差不多的幾家快遞公司開始爭奪排位，無疑讓這場價格戰硝煙氣更濃。

在足夠的業務量支撐下，義烏本地的快遞公司依然可以做到薄利多銷，在總部補貼下也算是“活得滋潤”。

“在一些業務量不多的地方，網點可能就沒這么好過了。”甄海說，末端網點承受著越來越大的壓力。

在加盟制快遞公司中，快遞價格有一個分配鏈條。例如，快遞員給商家的發貨價，包含掃描費、面單費、中轉費、派送費等多個部分。其中，掃描費、面單費、中轉費等上交總部的，派送費是交給負責配送的末端網點。在價格戰愈演愈烈的情況下，最初發貨價不斷壓縮，末端網點拿到的派費也越降越低。

湖南某縣城的百世快遞一級加盟商殷志華向記者訴苦，如今從義烏過來的件，他能拿到的派費每件只有0.75元。對比來自廣東地區的派費最低1元，其他部分省市在1.4元-1.5元不等。

今年上半年，殷志華所在區域3月和5月分別調低了一次派費。在3月之前，來自義烏的快件派費還是1元。

由于收件量不多，派費是每個末端網點最核心的收入。他接手網點三個月以來，前前后后共投入了約130萬元，卻一直處于虧損狀態，每個月虧幾萬塊。

“剛開始感覺價格戰還沒這么兇，沒想到后面越來越離譜了。如果派費再跌，我就不做了，反正想轉手也轉不出去。”殷志華說。

這不是個例，一位河南圓通快遞加盟商告訴界面新聞記者，當地快遞公司今年派費都有不同程度降低，其中來自義烏的派費最低也只有0.7元左右，平均快遞派費則不到1.3元。加上名目眾多的罰款，基本不掙錢，末端網點生存艱難。

末端網點經營不好，直接影響快遞服務質量，這場價格戰最后買單的可能還是消費者。

7月20日有媒體報道，在福建泉州晉江金井鎮晉南韻達快遞金井分部，地上各種快遞散落一地，現場沒有任何工作人員，市民只能在現場翻找自己的快遞。該快遞分部負責人表示,從今年4月份開始，就有員工陸續辭職了，這兩天剩下的最后7位員工更是集體停工，而分部上面從4月份開始就拖欠派送費，目前達到了10多萬，員工紛紛拿不到工資就走了。

殷志華不無擔憂地說，“目前許多小網點快活不下去了，未來可能更多網點養不起快遞員，人手不夠就不能送貨上門，還不是只能放在驛站？”

(應受訪者要求，甄海 殷志華為化名)